前言
       2003年，北京绿十字刚刚成立，那时福特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红十字会等如日中天，于是就借红会的光，"红十字关爱人类，绿十字关爱自然"。此时绿十字向基金会写申请要项目是唯一生存与发展之路，如同摸大奖一样难，中国草根NGO太多太多了，大家交流时，每个人都说自己在忙于找项目、找钱，但是申请很难被批准，那时生存一直困扰着我们，只希望绿十字能活下来就算万幸。
       中国NGO一直处在半饥饿的空间，看似高尚，实质是乞讨般的生活状态。基金会本质上是处在募捐与资助位置，是以服务NGO为宗旨。很多基金会今天恰恰自己也做项目，裁判员与运动员是一个人，也就是自己募捐自己花一个道理，自己制定规则自己用，基本违背基金会的初衷，NGO就很难有发展与生存的空间，更不可能有竞争与人才优势。草根NGO的优势是落地，基金会的优势是募捐，错位的公益环境让绿十字下决心选择了以政府为合作目标。
       NGO的另一个压力就是来自政府部门的不信任，民间组织几乎很难从政府那里得到资金与技术支持。如何跨越政府部门、基金会与民众的理解，路似乎还很漫长。
       绿十字一定要独立，有自己的话语权，有自己的独特思想，有自己的生存环境。让政府为公益买单，我认为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民众、政府与市场中打通一条公益之路。十几年来，我们在一步一步的摸索、实践。坚持实践，坚持做好案例，坚持实践与理论同步，做政府与基金会做不到的事。绿十字的理念只有一个字——“做！”
       2003年，我在日记中写过：2003年是绿十字做实验与案例的阶段，做乡村实践的阶段，为政府、企业、基金会做示范，让草根组织还原真实的身份。因为有北京延庆县碓臼石村（北京地球村培训基地）的经验，我坚信能成功。事做好了，该有的就会有了。
       基金会的问题
       中国绝大多数基金会是公募基金，感觉很像政府，大多把服务型变成管理型，总以为只有自己是最正确的、最公益的、最有责任感的。因为错误的认知和过度自恋，因为越来越像政府，乐于制定制度，盲目跟风西方管理方法，企业化的监督管理成了基金会的主要目标。项目为制度服务的基金会模式，生硬的管理制度渐渐成为公益事业发展的阻力，让中国NGO会远离像政府一样的基金会。政府渐渐取代基金会，成为中国草根NGO的最大支持者和客户。
       公募基金会提供给NGO的项目资金量太小，支持项目缺少连续性，缺少专业的项目管理人才，又远离市场与服务。常常与政府形成对立，而不是帮助政府的心态，又做不出让募捐企业与募捐人满意的项目，于是中国很快出现了企业与个体成立的私募基金会。此时，中国草根NGO的春天很快来临。中国的公募基金会一直没有弄明白公益事业的平台价值，没有处理好基金会与NGO之间的关系，又没有跨越政府的鸿雁。于是中国基金会慢慢地成为了中国社会中一个看似高大，却逐渐不被民间崇尚的群体。
       未来中国NGO面临的选择会有基金会、政府、企业与个人。公益合作多样化会使基金会一统NGO天下的时代成为历史。
       服务NGO，NGO才是基金会的衣食父母，因为项目做好了，才能赢得社会的口碑。募捐的作用是支持草根组织，培养沉到基层的公益组织，发挥草根特点，让他们安心做事。体现第三方价值，监督与帮助政府，发挥公民权利与义务，这些是基金会难以面面俱到的，各归其位，才可持续。
       基金会对草根NGO一定要信任、信任、再信任，支持、支持、再支持。基金会是NGO的娘家人，让他们安心工作，招聘优秀人才，有学习与深造空间，以示范与案例来募捐更多的资金，这样才会共同让中国公益事业步入良性循环。
       绿十字在无奈之下，比一般基金会与NGO早了10年，选择了与政府合作，并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有了自己的话语权。
       如果有一天拥有自己的基金会，有资金资助中国的草根NGO组织，绿十字一定停止自己做项目，栽判员绝对不能同时做运动员。
       出书的事
       2003年绿十字做的第一个五山堰河村项目是没有经费的，我与大家商议，大家都认为没钱做不了，做不到半年工资就发不了。我坚持，我认为政府能接受我的理念比钱重要，有了第一步的舍，才会有第二步的得。绿十字终于2007年得到宜城（王台回民村三组）市政府购买服务，终于打开了政府之门。
       2006年，绿十字异常艰难的完成了人民出版社出版《五山模式·乡村日记》丛书。那时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与人民出版社联系出书的时候，要花10多万元，这对绿十字来说是非常大的一笔费用，我依然坚持出，因为这本书对绿十字来说是从实践到理论，进一步推动民间进入政府购买服务的决定性的一步。此书最后欠8万元是以我的油画《汉江边的母亲》抵账，因为欠债，连黑社会都堵了我两次，此书出的真是异常艰难。那时是度日如年啊！可是这一步让绿十字在中国NGO中有了实质性的进步，用案例与理论走入政府购买服务之路。
       1999年，我在北京地球村工作，廖晓义老师一直在说西方NGO就是政府购买服务，廖晓义是国内国际很有影响的人，可是依然为生存发愁，基金会项目申请难，费用少，不能实事求是，带有强烈的监督与不信任感，项目与需求差异性太大，这些都渐渐地让我无奈产生把资金来源转向政府购买的想法，这就是当时为何一定要人民出版社出版《五山模式》的原故。
       堰河村的遗憾
       堰河村做得非常之好，到今天为止依然是最有价值的项目之一，项目又是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关注的点，曾召开全省新农村建设现场会，也获得全国各种荣誉，可是在中国NGO中的影响有限，在中国三农界的影响几乎没有，在全国新农村建设中有一点点的影响，这是堰河村的不足。那时我关注了一个人就是李昌平，他的一本书《我向总理说实话》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胡晓芹与贾建友一直在力促我与李昌平的合作，2009年我们认识了。我邀请他参与问安镇油菜花节，当时有一个细节让我不明白，就是市主要领导似乎有意回避李昌平，可是在民间、媒体、中国可能没有人能超过李昌平在三农问题研究的知名度。此时李昌平代表"三农"，我似乎代表新农村建设者之一，我们俩人合作感觉就是这个时期中国的乡村建设代表者。
       2009年在武汉华中科大召开第三届县乡干部论坛，会上听到李昌平说的乡村内置金融，感觉不错，也是我们项目中需要的，那时我正在做宜城王台村三组，特别需要建立资金互助功能的项目，于是就与李昌平商量合作一次，也是让绿十字项目由环境保护向"三农"延伸。不管是NGO扶贫，还是为了环境保护，我认为"三农"是我的主攻阵地，"三农"也是政府长期的工作任务。
       2011年，绿十字与信阳平桥区政府合作“郝堂·茶人家”项目，能选这个项目，与李昌平有很大的关系，目标是合作过程中让绿十字步入"三农"，涉及乡建，阶段性地摆脱基金会与困惑中的NGO，全力推进绿十字进入社会公众视野。郝堂村确实让绿十字进入乡建跨界"三农"界。
       2012年之后，湖北樱桃沟、桃源村、湖南高椅村、金山村等项目，使政府购买绿十字项目步入正常化，为政府购买NGO的服务开启了重要的一步。
       2013年，绿十字逐步回到公益事业的行列。完成绿十字乡村建设的“孙九条”，这九条是中国NGO自立自尊自强的原则，也是经过十年时间用行动与成绩与政府和基金会建立了新的合作关系。2012年与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合作贵州项目。2014年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雅安地震灾后重建项目，我们又转回到草根组织位置，此时与基金会不再是申报而是合作，这是十年付出的回报。
         乡村转入城镇化
       2013年，绿十字又从乡村转入到城市，中国从2003年到2013年力推新农村，2013年到2023年准备进入城镇化建设。也就是说大约在2019年前后，我们会发现“三农问题”渐渐消失，“城市问题”异军突起。这就是我们为何从2014年开始关注新县、远安县、宜城市、阜平县等的重要原因。
       2013年绿十字就以公益的形式做了新县的“英雄梦·新县梦"项目，效果还行，后步入远安县与宜城市，但效果不好，进行的异常艰难，可是又是必然之路。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没有乡村的繁荣，城市就不可能发展。做不好乡村，又何以做好城市。正如“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杜老说：“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
       城镇化建设谁在全国影响力最大？李兵弟先生，原住建部村镇司司长，有缘通过“五山模式”我们成为忘年之交，近六七年李司长一直在默默地支持我们的乡村建设，宣传我们的乡建理念。于是便有了阜平精准扶贫项目，这个项目由李司长挂帅，让绿十字从原来做规划设计转入到培训与咨询的定位。绿十字的强项是软件，阜平项目真正的体现服务、管理、市场、品质、理论、文化、传统与时尚的价值。这也可以让绿十字的软件在阜平项目中更加完善，是从感性走向理性的启程。
         2014年我开始承担绿十字顾问工作，孙晓阳担任主任，主持全面工作。连续性与创新性，她把绿十字又推向更高的平台，创建湖南农道公益基金会。绿十字远离市场，只做软件与平台。运作“农道”大平台：农道规划设计、施工与管理、系统培训、家谱宗祠、古村修复、乡愁文化、农妇培训、中国女红、绿十字9000标准、理论研究、文化创意、品牌设计、土壤改良、资源分类、乡村金融、乡村电商、污水处理等，形成完整体系。
       阜平项目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个重要的转型，绿十字从做项目转到咨询与培训，我们一直站在乡建与扶贫的前端，此时又有中国•城乡统筹委在助推绿十字进入更高的平台，社会各界支持，尤其是农民与政府对绿十字的支持，这个时代合作才有力量，有目标才有动力，共享才能共赢。
         绿十字与基金会
       2014年雅安灾后重建，绿十字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目标就是希望能寻找到我们与基金会各自优势，让基金会与NGO步入本土、落地、专业的目标。
       近几年来，绿十字孙晓阳主任在架构一个市场性的“农道”机构，最终助推湖南农道公益基金会，基金会支持公益的大格局，这个构成大约还需要两年到五年完成，让中国基金会与NGO在最适合的空间中成长。
       新一轮的政府会助推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如何做到服务性的政府?公益将是未来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目标，现在人们没有注意到。另一个工作就是在三至五年时间，中国的基金会会面临一次重大的改革。按西方模式的运营，以半政府的管理方法，将会使基金会的公益之路路途渺茫。
       影响政府、独立自信、促进公众参与，才是未来基金会的使命。
       绿十字真正完成2003年的初衷，用20年实践让一个从零起步，期待成为中国的一个独立自信，发展与合作的民间公益组织，这个期间方向与机遇非常重要，大道之行，难在时节，方向对了，就顺势而为。
         未来的期待
       2014年，借中国•城乡统筹委之势，筹建“中国•农道联盟”，我开始步入城镇化的工作，力助中国乡村规划与设计教育体系完善，走中国本土乡村文化保护与发展之路，在规划设计、古村保护、古建传承、风水生态、田野调查、乡村建设等方面进行系统整理与教学研究。东西方在规划与建设上有本质上的区别，在生活与生产关系上也有较大差别，在文化与审美上也不同，尤其是信仰与民主形式差异较大。这些原则上的问题不解决又如何建设中国的美丽乡村？也何谈中国城镇化？
       绿十字近十几年，一直在顺势而为，没有犯方向性的错误，坚持从小事做起，理论与实践并行。未来希望作为中国最有价值的公益平台，在公益、乡建、培训、咨询、基金会等方面形成一个绿十字公益平台，系统性的完善中国式的NGO。
       祝愿，安为吉！